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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医的逻辑:周易与三螺旋》之一:8000年中医的发生、发展与回归打印

    发布时间:2020-02-15来源:乐天堂fun88app控股

    中医药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出积极作用。应对疫情,乐天堂fun88app控股董事长王济武撰写《中医的逻辑:周易与三螺旋》,带您回归本源认知中医。本文共分为“8000年中医的发生、发展与回归”、“易经与三螺旋”、“中医的生命结构:藏+象的双层统一系统”三大部分,今日刊发第一部分内容。欢迎持续关注乐天堂fun88app控股公众号。


    第一部分

    8000年中医的发生、发展与回归

     

    中医始于《黄帝内经》。中华文明源自《易经》。和西方文明源自《圣经》不同,西方人能明明白白地阅读理解《圣经》。我们中华子孙却没几个人能看懂《易经》与《黄帝内经》。原因当然首先是成书太早,绝不是什么战国时代(战国的作品现代人都能理解),几千年前的文字字义与现代已经差别很大,甚至完全不搭界。比如《易经》中的“君子、大人、小人”,指的是王室、贵族、平民百姓。“小人勿用”的“勿”指的是军旗,成语意思本来指的是用军旗召集人民开会、祭祀、准备春耕、备战等。《周易》中,一个“包荒用冯”就把几百年后的孔子难倒了,更何况现在。商、周的文字刻在甲骨与青铜器上才得以保存,之前夏的经典用玉石,可想而知,书写用字只能简之又简,也必然带来歧义。《周易》任何一卦都是一篇理论、逻辑、历史事件案例齐备的论文,任何一个卦名都含义无穷。比如“乾”字就是一部天象;《蛊》卦就可以覆盖姜子牙的“阴谋修德”《文伐》12条,比中情局10条、希拉里7条更丰富。另一方面,现代人的肤浅,让我们过于低估了经历了几千年积累的文明总结(包括第一次产业革命;多次政权更替与战争;年复一日都天地的观察记录等)。其实现代的进步只是科学的进步,《易经》与《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远比现代人认识的高远并超前,包括三螺旋的思想、藏象生命系统等。自从《易经》《黄帝内经》形成后,一直在有效应用,却没有一个人能动摇这套理论框架,历史上的儒家、道家以及无数的名医的实践,仅仅对两经的某些条文多了一些心得,却没有按照实践与理论螺旋升级这个理论来升级两经。易经与内经在哲学上又是完全一致的。本书正是从回归理解二经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医学的逻辑。幸运的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各个版本的《周易》与《黄帝内经》,经文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字的写法。回归原著,只以原著经文为基,将后世解读的象文之类忽略或只做一种解读参考,就可以找到本源。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篇,各81卷。《素问》侧重于讲藏象生命哲学以及人与天地的三螺旋关系,并细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五藏六腑、五谷五味、气血精神等,论述病因病理以及平衡调养。而《灵枢》则侧重于讲经络、针灸,更像专业技法的一部,或者是《黄帝外经》的一部。《易经》的原文与后世解读分列清晰,几千年里,后人只是在《易传》部分不断加入自己的理解。可以直接追本溯源。由于《内经》是集纳本,所以内容、编排上都有些混乱。后人添加与原本内容混杂。给研究《内经》带来了巨大困难。张仲景《伤寒论序》提示《素问》是原本。“感往昔之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阴阳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辩证》,为《伤寒论》,合十六卷。”《灵枢》作为书名,始见于唐代王冰《素问》注:“《灵枢经》曰,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孔络。”后文详述,《灵枢》中很多内容与《素问》不一致,甚至恰恰是黄帝本人批评指正雷公的五过四失之类。《素问》强调“道”、系统论、整体论、平衡调养论,甚至明文“刺法”也只是和“按摩”“汤药”同类的调节平衡方法之一。《素问》的“道”与《周易》是一致的,只是一个适用于人体组织;一个适用于社会政权组织。可以推断:《内经》原文就是理论=《素问》+遗失部分。《素问》与《灵枢》不对应时,采信《素问》。

    所谓正史记载的第一位职业医生是战国时期的扁鹊。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总结的四诊法:望、闻、问、切,当时扁鹊称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扁鹊见蔡桓公》体现的望诊与表里脏腑;治疗虢太子所用的砥石针刺法、汤药法等,都与《内经》是一致的。可以证明至少扁鹊以前,《内经》已经成型。扁鹊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卒于赧王五年(前310)。 


    “扁鹊”之名是古代医术高超者的通称。“扁”的金文就是门+围栏。杰出的医生治病救人,带来安康和快乐,好比喜鹊飞到门前院内。署名扁鹊(秦越人)所著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一般认为是根据扁鹊的脉诊等医术整理成书。实际是想解释《内经》中的疑难,后文会解读《难经》努力解释《素问》中“三焦”的难题。这也证明了,对《黄帝内经》的合逻辑的解读,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是难题。周室密藏的《周易》《阴符经》《黄帝内经》《山海经》流散各国后,在各自的学习解读中,形成了老子、孔子、鬼谷子、庄子、屈原等。


    在《史记》中记录下了扁鹊的 “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形羸不能服;衣食不能适;阴阳并,藏气不定。其中“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包含着明确的科学与逻辑精神。近代一些学者,一方面号召不读中国古书,一方面又因为无知而攻击中医是封建迷信的“巫术”,十分浅薄可笑。甚至还基于学识不足,自以为是地扭曲妄解先哲的经典,而那就是老子说的“不知知,病”了。比如不懂中医与《周易》,不结合商周(姬子)、王莽、杨贵妃等代表的几个中华文明节点,不结合明清之际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怎么能看懂“字字血泪”的《红楼梦》。《红楼梦》以易学布局,全篇不断地用各种“药”提示反常(几乎都是假药错方),目的就是要在贾府这个没有一个新生命的炼丹炉中提炼出救治中华的神药“通灵宝玉”,“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笔者的另一专著《红楼大梦》。

    《内经》形成于黄帝时期,但很少有人相信。一般认为《内经》“出现”在战国。这一点和《易经》很相似。《连山》易产生于夏或更早,基本被认可。它们都是帝王密学,根本不外传。孔子看到《周易》的兴奋可想而知。因为王子朝奔楚等原因,周室典籍才得以流散。得到一枝一叶的就成为诸子百家。老子是周室图书馆长,有便利。《内经》中有一段文字与《老子》几乎完全相同,意境也一致:“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 《老子》第八十章:“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描述了老子理想中的“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社会图象。 《黄帝内经》:“ 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道德经》文风类似格言警句摘抄,每一句都是结论和观点,没有中间论述。这在古代经典中是独一的。《道德经》另一个特点是书中没有任何时间、人物、事件,这在各国哲理书中也是独一的。《道德经》的哲理与《周易》下经以及《阴符经》也高度重叠。据以上3点,完全可以推论:老子担任周王室图书馆长期间摘抄提炼了《周易》+《阴符经》+《黄帝内经》等=《道德经》。

    《列子·汤问》中有偃师制作机器人敬献周穆王的故事,偃师机械人应用的物质+五藏原理与《内经》完全一致。第一说明偃师时代已经掌握《内经》理论;第二也似乎说明古人在说“人”是什么,如何构成,甚至是被制造的。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待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

    如果列子记载的偃师造机器人后人觉得太离奇。那么《黄帝内经》偶尔透露的他们对地球被大气包围着的知识是不是打破了西方科学史的忽悠?《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

      帝曰:地之为下否乎?
      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
      帝曰:冯乎?(靠,凭借)
      岐伯曰:大气举之也。(“下”而“举”,且“太虚之中”,地只能是圆的、包着大气层、悬于太空)

    《黄帝内经·灵柩》里明确记载的血液循环理论比17世纪英国人哈维早了多少年?区别是《内经》的“脉”附加了如河流网的开放蔓延能力。“脉”包含了血管的结构、路线、功能,但是“脉”不是完全封闭的管,而是离开“脾”等的控制也会漫延。后文详述,《内经》的五藏不是五脏,脾藏不是脾脏,藏看不见。“心”不是心脏,解剖的心脏是“心包”。

    《内经》建立的生命哲学与医学在自然观、平衡观、系统论、整体论等方面远远超前:

    1、发现人体经络体系,开辟用针灸、按摩等物理刺激方法从体部治病。这一点是已经被“科学进步”验证了。因此,超前。 

    2、建立了人体外观特征参数与人体系统内部状态信息之间的关系。望闻问切通过人体外观特征参数推断系统状态。

    3、通过调节五藏平衡、气血平衡等,以系统平衡态防病和治病。

    4、用六气地理生万物认识地上环境的无数天然物质,选出了单个药材药性清晰、整体完备的中药体系。


    其中2、3在中医的实践中被广泛长期验证;在系统论、量子科技、区块链技术等进步后,越来越被科学验证。4完全吻合基因科技的进展以及“基因、环境、生物体”三螺旋,而不是简单适应的理论。但是,虽然六气地理能够解释中医选药材的逻辑,神农们如何测试无数种自然材料,仍然是个谜。比如,葛洪选用重庆等湿热地区出产的青蒿治湿热病(疟疾是一种)可以理解,但是“渍”这种古代的冷萃取方法并不常规与汤药煎熬等。

    《五帝本纪》记载五帝的功业,都有教化,“治气”“养材以任地”却从黄帝的孙子颛顼开始。黄帝“淳化鸟兽虫蛾”,颛顼“治气以教化”,帝喾“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尧“能明驯德”,舜“使布五教于四方”。《礼记·五帝德篇》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国语·楚语下》对中国早期历史之描述,围绕着民、神关系展开。颛顼之前,是个《黄帝内经》与《老子》等都描述过的美好时代“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古者”,正是少昊盛世。后来九黎兴起,民、神杂糅。在此时代,“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神灵不成为神,民众则妄称神意。民众不敬畏,不能自我约束,放纵欲望相互冲突,因此不能尽其天年。这个时期是中华文明文献记载的第一次乱世。于是有了颛顼 “绝地天通”与《尚书·吕刑》记载尧发扬颛顼之德,恢复敬天,再度“绝地天通”。颛顼时发生的大事“绝天地通”,即天地分离。从此神完全离开人间,黄帝也飞天了,将帝位传给了颛顼。《尧典》记载:“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颛顼以句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句龙为土正,就是五行之道治天下。他严格遵循轩辕黄帝之道,重归太平。中原直至颛顼才形成各民族真正统一。颛顼历一直用到汉初。颛顼 “治气”,就是以气修身养生治病,以“治气”之道治天下。这不就是《素问》吗。儒家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来源于此。《荀子·修身》:"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 。"《韩诗外传》:"君子有辩善之度,以治气养性则身后彭祖 。"颛顼同时“养材以任地”,即不同地理养育不同万物,也包括不同地方出产不同“气”的药材,这就是《素问》的风火暑湿燥寒六气论。总之,颛顼时代已经以“天气、地气、人气”为中心形成天地人三螺旋的初步思想结构与实践应用。推断:颛顼时代总结了黄帝等人的修身治国实践,归纳为《黄帝内经》。类似周公归纳总结了文王、姜子牙、武王等人的思想与商周时代农业革命、政权革命的实践,修订了《周易》。周人自称黄帝直系,在周朝修订《黄帝内经》也非常可能,《周礼天官医官》的一些语言与《素问》都是一样的。

    孔子赞美帝尧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黄帝、颛顼、帝尧反复努力,天的崇高与伟大被人发现,“唯天为大”,也就是说尧坚持了颛顼对“天地人,气”的认知,并明确“天”是决定性的第一性。孔子以为,尧确立华夏中国之治道,故《尚书》始于《尧典》。《尧典》记帝尧“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孔子思想侧重社会治理,他是说,帝尧是第一位将天地人哲学完整应用于社会治理的领袖,而且确立了“受命于天”的合法性。

    可见“绝天地通”之后,颛顼 “治气以教”,依伍德、定历法、分九洲。而帝尧侧重完善社会治理。就社会治理而言, “法律”至关重要。中国司法鼻祖皋陶是与尧、舜、大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帮助尧和舜推行"五刑"、"五教"。《尚书•皋陶谟》记皋陶法则与五行五藏已经一致: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敦哉。
      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黄帝、颛顼、尧、舜时代,华夏共同体有一次人文爆发。《黄帝内经》应当至少从哲学上成熟于这个时期。比如“五运六气”,仅仅《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中就至少记载了两处证据:一是“鬼臾区曰:臣稽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二是,“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论!请着之玉版、藏之金匮,署曰天元纪”。黄帝时代,用玉版刻字书写应在甲骨、青铜之前;而鬼臾区(大鸿)就是教会黄帝五行的人。他自己说来自更早的《太始天元册》,足以证明历代的积累。《太始天元册》在《黄帝内经》中还出现了两次,另一处在重要的《素问·五运行大论》:“臣览《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

    文字与与思想的成熟,必然经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中文不可能突然出现成熟的甲骨文,必然由结绳记事、仓颉造字之类演变发展而来。《夏易连山》《黄帝内经》也不会突然出现。他们的起源更早。最早就要上推到伏羲。演变过程中离不开“巫”。

    《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 第十三:

    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惟移精变气,可祝而已。”的“祝”就是 “祝由科”。"祝"者咒也,"由"者病的原由。祝由之法,即中草药+符咒禁禳来治疗疾病的方法。"祝由"源自上古巫医,包括禁法、咒法、祝法、符法。唐代开始官方还开设了专科。祝由治病不用药或少用药,而用祝由师的意念、符咒产生的气场来治病,因此对祝由医师要求很高、很严,有很多戒律必需遵守。《论语》时代也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内经》明确祝由要求“治之极于一”,“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祝由医师清净斋戒百日,目的是使内心平静,心无杂念,意念专一,纯正无邪,方有疗效。这是治病的先决条件。没有相当的修炼功底+状态,"画符念咒"治病是骗人。祝由对病人要求也很高,《黄帝内经》也说了,只完全适用于远古,“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美国杜克大学的赖恩博士是超心理学创始人,他将人类心灵能力分为四类:遥视、传心术、预知、心灵致动。《心理范畴》记录了赖恩在妻子路易莎和同事协助下进行了几十万次的实验。赖恩发现心灵能力的发挥需要有利的环境,需要处于轻松的、最自然的状态中。超心理实验有很不可思议,如心灵感应(以心传心)、正梦(梦到将发生的事实)等现象。实验结果证明人心有一种感觉器官不具备的的超感觉,同时证实有支配物质的能力(念力)。天主教的圣女等宗教修行到一定程度,能以意念驱使他人。最显著的例子,印度僧人以瑜伽气功修行,达到三昧境界后,具备念力治病与超感觉的洞察力。自然,赖恩导入非物质要素的结果,就与既存的科学思想矛盾,引起心理学者、物理学者与数学者等多方面激烈的辩论。结果是承认他的实验并没有错。这项研究由美国军方出资,仍在继续深入。前苏联以及俄罗斯在这方面也大量投入。我国由钱学森推动曾在清华大学专门研究,然而因为社会上大量“巫术”而被质疑。在《素问》中黄帝多次阐述“天地人”之道,是“圣人”或“神”人的先决条件,而不是邪术。以笔者个人经验,有一个简单的辨别方法:没有足够的古文献学识+重点大学以上的数理逻辑能力,作为必要条件(离充分还很远),绝不可能读懂《易经》与《素问》;朱熹以后不存在多少代家传的易学与古医学。不具备此条件的,打着《易经》与《内经》旗号的都是骗子。

    《礼记·礼运》记载:“王前巫而后史,卜巫鼙侑,皆在左右。”古代帝王的左右手一是史史官;另一就是巫,而且巫比史高。《诗经·大雅·文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孔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通过巫、觋决定人间事务。巫觋的功能是降神代言。巫觋不同于西方学说之巫师,不是通过嗑药舞蹈等手段进入迷狂通灵。而是保持专一诚敬, “其聪能听彻之”,神借巫觋之言说出来。远古到春秋巫师们都是最杰出的综合人才,是一切文化的掌握者、传播者。是科学家、音乐家、文学家、星占家、哲学家等。整理《周易》的“元圣”周公根据记载也是,至少兼职。他至少两次用祝由为武王、成王祈祷治病,都有疗效,一个好转、一个痊愈。《广雅》:“上医殳下酉,巫也。”中国古代的巫与医合而为一。从《山海经》开始,古籍中几乎都有记载巫与医药有关,例如《大荒西经》记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左月右分)、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挟~(上一穴下一契)~(上一穴下两个瓜)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操不死之药”。《山海经》还记载了大量的草药,它也可认为是中国第一部药典。其中许多给药途径与目前中医基本相同。

    上古时代,黄帝以前的历史资料十分贫乏,韩非子、庄子、列子、管子、 孔子等都有过记述,但都只有零星记载。孔子根据其价值观,不光删了更多的诗经,而且他删改史书,也遗漏了更多原版资料,所以才有《逸周书》,现代考古反而证明了其中很多史实。司马迁《五帝本纪》对黄帝以前的历史也因为缺乏系统资料记载较少。伏羲比黄帝更古老,是真正的中国祖先。八卦就是他的发明。因此《黄帝内经》的哲学可以追溯到伏羲。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内容也采自诸子杂书中的遗存,补充《史记》等“正史”遗漏的史事,更明确记载:“伏羲氏…乃尝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妖枉。”伏羲氏是中医最早的发明人,是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黄帝内经》、《伤寒论》均以八卦作为生命哲学阐述生理、病理、医理。基于阴阳八卦的哲学,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观与系统论,不仅成为中华千年文明之根,也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根。古人正是以这套生命哲学来认识人体所发生的一切病理变化。《黄帝内经》《伤寒论》均以阴阳八卦作为生理、病理、医理的理论基石。

    最晚到周代,祖先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国家医疗制度。《周礼天官》载,冢宰 属官有医师(卫生部长兼导师)、食医(掌调饮食)、疾医(“掌养万民之疾苦”)、疡医(外 科),还有兽医,这是人类历史上记载官医的最早分类。“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 “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 之祝、药、杀之齐(剂)。”杀就是用腐蚀药清除坏死肌肤。周医“府”主管财务、药物和器具等;“史”主管文书和医案档案等;“徒”类似护士与杂工。食医和疾医为中士,疡医和兽医为下士。 “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 是对医生疗效年终考核。“十全”就是黄帝与雷公讨论的追求目标,包治百病。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 以,而人于医。”医生书写死亡病例报告及治 疗过程记录,并归入“史”管理。可以推知,周代已经建立了已知最早的病史记录。《周礼》记载的很多专业语言与《内经》很类似。如 “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 “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  “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麦,鱼宜蓏。凡君子之食恒放焉。”“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窃。凡有疡者,受其药焉。”“人之喜怒阴阳,运与荣卫之间,交通则和,有余不足则病。”

    《黄帝内经》,叫“内”,是讲解身体内部的。应该有对应的《外经》,或者讲天文地理,就是《山海经》;或者讲各种药物药性,可能就是《神农本草经》或者叫《炎帝外经》

    《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是中医的第一部医药学本草著作。思想与易学八卦一致。载药365味,取法一年365天,一天一味。三品分类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法天无毒以养生,下部法地有毒以攻玩疾,中部法人有毒无毒以治平常之病。上品120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120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125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分类法,为历代沿用。《神农本草经》中提出了君臣佐使的药物配伍组方原则。上品药为君药,中品药为臣药,而下品药为佐使药。组方比例可按照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或一君、三臣、九佐使。药物配伍相互间会产生不同的反应。《神农本草经》总结了七种关系,包括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等,即 "七情和合"

    《黄帝内经》涉及七个人物,即黄帝、岐伯、伯高、少愈、少师、雷公、鬼臾区。《黄帝内经》中的“著至教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征四失论”等多篇,都是以黄帝与雷公讨论的。历史上托名雷公的医学著作有《雷公药对》。《雷公药性赋》是一部在民间流传且具影响的中医药学入门读物。使文字艰涩的中医更浅显易懂,并朗朗上口。其属名为金代名医李杲。书中分寒性药66、热性药66、温性药54、平性药68;同时以18反、19畏大致延续了《神农本草经》的分类法与组合原则。可视为简化版与通俗版。《雷公炮炙论》为我国最早的中药炮制学专著,原载药物300种,每药先述药材性状及与易混品种区别要点,鉴定其真伪优劣。原书已佚,其佚文多存于《证类本草》中约240余条。《雷公炮炙论》记述净选、粉碎、切制、干燥、水制、火制、加辅料制等法。此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历代制剂学常以"雷公"二字冠于书名之首。

    与各民族的自然药一样,中医也通过自然观察发现药物疾病。首先是根据五行六气地理论推断实验。比如,甘是土味,而且甘草色黄为土之色,因此甘草得土气最厚,具有土的特性能解百毒。另一种是和其他民族一样,通过观察动物自救的本能与方法复制试验。据说黄帝专门派人收集动物自救的方法借用总结。老虎中毒箭后会食用清泥来解毒;雉被鹰在空中抓伤后找地黄叶贴伤口。老鼠中毒以后会找泥汤喝就没事了。蛇怕白芷,有白芷蛇都不敢去。因此发现白芷能解蛇毒。狗爱吃骨头,狗的涎液能软化骨头,所以骨头卡喉用狗的涎液。蜈蚣有毒,而鸡爱吃蜈蚣,这说明鸡克蜈蚣,所以中了蜈蚣的毒用鸡的涎液治。蝎子也有毒,而蜗牛能吃蝎子,所以被蝎子蛰用蜗牛捣敷患处痛立止。神农氏误尝断肠草而死。古人发现羊吃这种草不但不死还肥。能解断肠草毒的就是羊血。

    “神农尝百草”版本最早见于《淮南子·修务训》。还有一个版本是“神农鞭百草”。《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赭为红褐色,“赭鞭”是条红色鞭子。《搜神记》卷一:“ 神农 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炎帝先用“赭鞭”抽打草木,初步检测,再去品尝药性,更有合理性。

    中医针灸的历史也很早。《黄帝内经》多次提到“九针”和砭石针。九针是九种细针。砭石不是九针,是另一种石制医材,针刀两端,可刺可割,最早大约出现于八千年前。早在《山海经·东山经》也有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也。”唐代颜师古注:“箴所以剌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 《素问·异法方宜》中记载:“砭石从东方来。”内蒙古多伦头道洼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中国第一枚砭石针,石针长4.5厘米,一端有尖峰,另一端是用来切割的扁平弧刃。在山东微山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发现了半人半鸟人手持针具,佐证了上述记载。广西武鸣县马头乡两处商周墓葬群,也发现了长3厘米,宽0.6厘米,厚只有0.1厘米的扁长方形的青铜针,针尖非常短。是一把手术刀、铜针的结合物。“九针”和砭石针不是现代的注射针,它只用于针灸。没有经络,就没有针灸。以上文献以及考古证实,针灸以及与之相关的经络“发现”的更早,到《灵枢》成文(战国),已经十分成熟完备。针灸与经络要么就是来自史前或非地球文明;要么就得承认中华医学有更长更长的科学研究实践历史, 特别是经络本身看不见,只有活人才能感知存在,尸体解剖永远不存在,当然找不到。如果承认中华医学的科学史比5000年更长,而且比近现代更超前,那意味着人类历史应当重写。

    《素问刺法论篇》看篇名,误以为是讲针灸治病。实际是在“五运六气”基础上将防病防疫(也间接验证了针灸在那时已经并不“神奇”)。《内经》与《伤寒论》的都关注百姓防疫,区别是《内经》是天子视角;《伤寒》是太守视角。《刺法论》开篇就是:“黄帝问曰: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余已知之。何如预救生灵,可得却乎?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臣闻夫子言,既明天元,须穷刺法,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写盛蠲余,令除斯苦。”。是“圣念慈悯,欲济群生”。“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然而“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谓根之可见,必有逃门。”方法是以针灸等组合方法“太过取之,不及资之”,这就是老子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穷法刺,于是疫之与疠,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 目标是“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 后文详述专门针灸的《灵枢》与《素问》道不同,应是伪作或者混入。

    春秋百家争鸣是黄帝、颛顼、尧、舜时代第一次人文爆发后的第二波,是古代中国的文艺复兴。《黄帝内经》与商周时代的《易经》《阴符经》《六韬》,以及春秋时代的《道德经》《论语》《鬼谷子》《孙子兵法》等体现了哲学思想的一致性与传承性。如果说《伤寒论》《本草》等是学习中医的专业书;《孙子兵法》里的战法就是中医的治病之法,是学中医升级的书。《孙子·军争》:"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看着就是医学语言,是把气的战病法应用于军事。名医就是治病的名将,《孙子》的哲学指引与《内经》也是一致的,只是战场不同,敌人不同,武器不同,将士不同。

    孙武与孔子、老子大约同时代。其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完,因避乱逃到齐国。陈与田在古代音同义通,故又称为田完。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战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他的兵法显然是把周代传承的同一个哲学活学活用于战争专业,与《周易》《阴符》《六韬》高度关联。孙武在这部军事圣典中,系统地揭示了战争之道,提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原则。在《孙子兵法》中,阴阳辩证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时时处处闪烁着哲学的智慧与光辉。孙子在兵法中同样将“道”列在“五事”的首位,指出战争的胜利需要 “善用兵者,修道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和《内经》一样孙子也将系统论、整体论放在前面。首篇写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国之大事”,要“民与上同意”;要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等各个方面 “五事”、“七计”的衡量和比较“庙算”。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对于战争与国家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非常类似老子不妄为以及《内经》治病对“本”的认识。孙子认识到,战争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同时,战争还会给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增加沉重的负担。基于这种认识,孙子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①兵贵胜,不贵久。②取粮于敌。③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将缴获为我所用。孙子在战术层面的表达基本可以认为就是《内经》《伤寒》的治病法则。比如 “夫兵形像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比如集中优势兵力,攻其所不守;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掌握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以正合,以奇胜”等等。后世在名医与名将之间转换的典型样板就是张角与葛洪。

    同样,《伤寒论》也可以理解为一位兵家来到防疫治病的战场。汉末大疫,张仲景的宗族二百多人大部分都因外感病而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伤寒论》祛病三宝:汗、吐、下三法,都是驱敌于国门之外。《管子》《度地篇》中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 “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厉”意思是病,指瘟疫。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伤寒论》学中医

    上医医国,下医医民之说,来自《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上以治民,下以治身”。治病如治国,治国如治病。治国治病就四个字:攘外安内。“攘外安内”的出处就是《伤寒论・太阳病上》:"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汗吐下3法就是海陆空,用汤药为弹药攘外,把外邪给打出去;针灸之法是围三缺一,逼敌自退;五藏平衡是建立立体防线,敌无可攻;最高养生大法修养心神,就是王阳明打仗要诀“不动心”。

    很有意思的是,《素问异法方宜论篇》像是预言一样,写到: 

    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

    东方之人,比如日本人,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黑色疏理。真是形象。而西方人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从西方来。各种伤肾的大寒毒药,如抗生素、激素还都是西人发明。西方列强从古到今,都能勇于善于对抗外敌,但他们自己内部打个不停。古希腊上百城邦打来打去;古罗马各个奥古斯都打来打去;神圣罗马因为宗教战争打垮分裂。一部《圣经》,一个上帝,不停地分裂战争,永无止境。西方历史上不能维持大一统,未来也不能完成全球化或人类命运共同体。《内经》的结论是“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中国之治,必与西人不同法,也必须“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

    中国人的病病在外患,也就是外感病。总能内部调和大一统的中国政权最要防范的还是外患。在《难经》中,扁鹊说外感病有五种:中风、伤寒、温病、湿温、热病。这些外感病都很要命。非典和非冠就属于外感病,就要像对抗外敌一样迅速的把它赶出国门。汉击匈奴,脾肾两虚(民间和国库都打空);杨广是外感辽东风寒还自己作把父母给的先天之精搞尽而亡;唐朝是病毒內侵,养毒成瘤;宋、明、清三朝都是和外族打的混身无力疾病缠身而死。王安石变法、崇祯勤政、清末洋务运动都是国本掏空时的垂死抢救。脾胃两虚、肾精耗尽,宗泽、文天祥、袁崇焕、李鸿章都是重症监护室里无力回天的主治医生。方以智、傅山都是救国无妄而为良医。和鲁迅一样,为医不甘,又回到医国。鲁迅写小说,方以智、顾炎武、傅山、冒辟疆等“汉留”“我曹”同志也合力写下《红楼梦》,欲“雪”靖康之耻,再炼“美芹十论”,再回泮水之芹的化夷之梦。《黄帝内经》以黄帝为名,本身就是“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

    东汉大疫,神医辈出,光《三国演义》记录的就有于吉、张角、华佗(奇怪没有张仲景)。第一大“神医”是张角(?-184年),钜鹿人,"黄巾军"领袖,太平道创始人。他得到于吉所传《太平经》传道。张角布道的方式主要是在“疫气”时用符水治病,据说灵验。“疫气”,当时就叫“伤寒”,一般多发于春天,忽冷忽热,人容易头痛脑热便是“伤寒”。 张角从道士于吉所学治病法,抛开神秘,其实就是祝由+中药汤剂。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本是良医,否则如何获得500弟子的信任。徒弟又广收弟子,最终建立起三十六方(分舵),教徒几十万。两个弟弟,张梁、张宝则自称大医。中平元年(184),张角号召"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南阳与山东是主要根据地)。于吉、张角、张鲁、张羡、张怿、张仲景,从所学所为以及南阳人判断,似有被正史删除的联系(孔子以来,儒家正史有删改乱党资料的传统)。因此陈寿《三国志》不提张仲景。范晔祖籍南阳,曾在荆州做过四年秘书丞,《后汉书》也不提“医圣”。最近的史料,见于晋代葛洪《抱朴子·至理篇》:“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解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西晋医学家、文学家皇甫谧在《甲乙经》中也明确记载,“汉有华佗、张仲景。其它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葛洪皇、甫谧的记载应该真实。另一个验证是张仲景的弟子王叔和(201-280年),王叔和为魏国少府的太医令,整理了《伤寒论》,他在《脉经》中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显然是个较真的技术派。张仲景生于公元150年正月十八日,219年逝,年69岁(建安二十四年,即219年,刘备攻占汉中自立汉中王。关羽围曹仁于樊城)。长沙太守后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建安十五年写成《伤寒杂病论》(建安10年,张羡死。建安13年,刘表病死,赤壁之战)。

    长沙太守下辖湘、罗、益阳、阴山、零陵、衡山、宋、桂阳等9县。《三国志》载的同时期长沙太守是5位,第一任是孙坚;孙坚推荐苏代继任;刘表攻下长沙后任命张羡为长沙太守;张羡叛表,病死长沙任命儿子张怿继承;张怿败于刘表,刘表的儿子归顺曹操,曹操任命韩玄担任长沙太守。张姓长沙太守,只有张羡和张怿。他们也都是南阳人。另一个关联的太守是张津,字子云。《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都有他的事迹记载,却没有传记。张津在交州以道教主政,并且还头裹红巾、弹琴烧香作法。

    没有记载,只能结合以上史料逻辑推测:张仲景就是人间蒸发的“张怿”(或其弟,仲是老二)。于吉、张角、张修、张鲁、张羡、张怿、张仲景,同属于一个道学组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显然是在反叛的道路上运用“五运六气”,目标是革命改朝换代,只是失败了,成为寇。于吉与孙策的死斗本身不合逻辑,除非涉及江东抢地盘。主要依靠医术+巫术,张修、张鲁、张津都阶段性地实现了占地盘,张羡、张怿也是。《三国志裴注》:"张羡,南阳人也,作零陵、桂阳长,甚得江湘间心。"“甚得江湘间心”不就是野史中的张仲景吗。张羡、张怿(或其弟)父子与刘表世仇,刘表字景升,“仲景”也许是一种愿望。比如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比如李兆基给儿子取名“李嘉诚”,哈哈。建安10年,张羡死。建安13年,张怿(或其弟)失败,随后刘表病死,赤壁之战。张怿(或其弟)有3年任长沙太守,其后南逃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改名也可能),建安十五年写成《伤寒论》,时间与逻辑都对的上。

    《伤寒论》自序前文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如果有文字狱,这一定会被告密是讥讽抢长沙的曹操与刘表?在序言中,张仲景也解释了为医的原因与过程,显示他是半路出家。他先批评了其他的“士”追逐名利而忘身体才是根本,也感叹“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如果他当时是神医,家里不会一半人死于伤寒;因此才促使他“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伤寒论》包括自序都显示了作者的家学功底,不是游医能达到的;更偏儒学而非邪道。《伤寒论》通篇透着《孙子兵法》的杀伐决断,作者应该是官二代+防疫治病经验+战场体验。张羡、张怿(或其弟)父子是唯一吻合的。

    《伤寒论》去除王叔和的影响,更多是长沙太守防疫的角度,而不是神医的角度。事实上,张仲景打败了伤寒疫,守土有方。而他的老家南阳与山东一样,因为疫病,成为黄巾军起义的两大重灾区。当时的“疫气”就叫“伤寒”,《伤寒论》的伤寒讲的不仅仅是伤了寒气,而是所有外感病的统称。估计按现在命名,主要是感冒与肺炎,如果驱寒不当,导致并发症死亡。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张仲景长沙抗疫的战略战术。

    冬寒之际,长江沿线易发肺疫。所谓“娇耳汤”“桂枝汤”配热粥之类热热乎乎汤汤水水,对个例未必能立刻治好病。但是如果全民推广,健康人群得病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对体弱的加一些补气血的药物如川附子,增强免疫力;对重症患者才加上重药。张仲景用药,甘草用量很大。炙甘草对人老胃先老的老人尤其重要。甘草常生于干旱沙地,产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区。炙甘草是用蜜烘制的甘草,深黄色,常用于脾胃虚弱,补阴为主,是"滋阴之祖方"。

    桂枝汤号称天下第一汤,也叫阳旦汤,被张仲景用的出神入化。阳旦阳始生,和“娇耳汤”一样还是冬至的描述。“但天地动静,阴阳鼓击者,各正一气耳。是以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也。是故冬至之后,一阳爻升,一阴爻降也;夏至之后,一阳气下,一阴气上也。斯则冬夏二至,阴阳合也;春秋二分,阴阳离也。阴阳交易,人变病焉。此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冬至饺子汤显然就是提示“冬藏”+热中。“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防范“阴阳交易,人变病焉”。桂枝汤仲景要求喝热稀粥以助药力,就是通过热稀粥的谷气来激发人体的胃气,遍身哲哲微似有汗者益佳(微汗);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大汗)。如果如水流离的大汗过犹不及就反伤阳气。“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小火熬粥与桂枝汤同饮也含此意。桂枝汤的组方;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即使配不齐,煮碗姜糖水当简易类桂枝汤,也能驱寒。“无为而治”、先求无过的药食同源思想,和麻黄汤的大刀阔斧,摧城拔寨的开表出汗,正是“一正一奇”阴阳互补。《本草》说:"其味麻,其色黄"所以叫麻黄。麻黄的作用重在开表。当人体的体表伤于寒而被闭塞,没有麻黄不足以打开。

    伤寒论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治疗感冒的方,就是大青龙和小青龙汤。青龙表达它的功效力量,都是退烧利水的。都叫青龙汤,一热一寒,差别很大。大青龙汤用于高烧,小青龙汤主攻利水,退热次要。大青龙汤是治疗发高烧无汗的感冒发烧,而小青龙汤是治疗怕冷发冷的感冒。大青龙据说就是中医治非典的主方,出汗把病毒排除体外。按照《周易》天象,现在已知的中医中有白虎汤,有大小青龙汤,有真武汤,却没有朱雀汤不合逻辑。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认为朱雀汤就是黄连阿胶汤。

    《伤寒论》充分发展了《内经》“肺和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大承气汤是通里攻下法的代表方剂(泻下寒下组成:大黄、厚朴、枳实、芒硝),以伤寒邪传阳明之腑,入里化热,与肠中燥屎相结而成之里热实证为主治重点。可用于治疗表寒入阳明后燥热腑实所致的肺气不利、喘满、短气。“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而且张仲景在大承气汤的基础上,加减出小承气汤与调胃承气汤两方,进一步扩大了“肺肠同治”的范围。大承气汤用芒硝,大黄枳实厚朴饶,去硝名曰小承气,调胃承气硝黄草。西医分类的急性肺损伤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LI/ARDS)也适用。

    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国外学者明确指出炎症性肠病可导致肺脏病变,随后国外文献报道称部分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患者发生肺部病变。肺与大肠在经脉上互为络属,病变上相互影响,构成表里的相互关系。大肠(结直肠)癌向周围组织转移相对而言算轻的,如果发生肺转移发展成肺癌,就是晚期了。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出版的最权威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在2018年1月5日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参与机体的稳态、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病理过程的天然淋巴细胞,会从肠道迁移到肺部参与肺部免疫反应。”用《内经》语言说就是“肺和大肠相表里”。 早上大便时要憋气、会流清鼻涕、爱抽烟。这就是“肺和大肠相表里”。便秘, 西医认为是大便太干燥润滑;中医说是肺火太大清肺火。清肺治便秘治里;润肠或手抠是治表。《灵枢·经脉第十》:“手阳明大肠经和手太阴肺经互为表里,大肠为腑,肺为脏;腑病轻于脏病。”《灵枢·本输》记载“肺合大肠,大肠者,传导之腑”,大肠是谷物消化停留的场所,在大肠中谷物变成浊物,并在肺的气化作用下通过肛门将浊物排出体外。同时《黄帝内经》中也论述了肺与大肠病机上的传变。《素问·咳论》中有“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矢”,讲的是肺病久则邪沿经下行,影响大肠的传导之功,从而开合失司,出现遗矢等症,肺病及肠。《灵枢·四时气》中的“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讲的是邪在大肠,上冲影响肺的宣发肃降,肠病及肺。“肺肠同治”优于单纯治肠与单纯治肺者。

    “娇耳汤”“腊八粥”对于穷苦的百姓,只有边角陈粮+野菜一锅熬了。《伤寒论》中主要常用的“药”,其实也可以叫野菜。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伤寒论》是对《内经》大众免疫学的发展。张仲景防疫之道大象无形,最简单易行可以推广的的起居饮食模式,调整五脏平衡达到治未病的集体状态,经过多少代精选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比如中餐,除了追求怪异的猎奇,就找不到一味苦寒的食材,因为苦寒伤胃。除了主食主菜可以入药,我们炒菜必用的各种佐料花椒,麻椒,胡椒,大料,茴香也都是中药材。桂皮就是肉桂,桂树的皮,千古第一方桂枝汤的君药就是桂树的枝。葱,姜,蒜,都是辛味的香味的中药。辛发散,香入脾醒脾。山东大葱,为了散风;川菜偏辣,大众祛湿;苏菜香甜,正为入脾。料酒,醋,酱油等也是中药材,料酒是黄酒米酒温热防湿寒,长江沿岸冬季必备;酱油、腐乳补充益生菌;在伤寒偶尔的动物药药材中,往往加醋,去毒性,促分解,如文蛤、牡蛎,醋与鱼已是绝配。广东菜常用的鲍鱼汁,也是伤寒药,用于补益。强调一下,现在我们如此丰富多彩的中餐,并不是自古以来的。在汉朝以前,祖先吃的简单,一把火烤了,一口“鼎”煮了,分餐制。合餐制源于菜式多了,到明朝才基本定型。饮食文化是千年演变升级的结果。张仲景与中医学起了巨大的助推与“科学”作用。中餐的厨房让人误以为中餐不健康,中国人不喝冷水,喝热茶,几乎所有的菜都被高温烹制于入口前的最后程序,和冷餐白水比较,哪个“卫生”?

    《素问》将膳食分四大类“谷肉果菜”,“谷肉果菜,食养尽之。”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是营养学史上最早的膳食分类。均衡饮食观是健康的基础。《诗经》、《尚书》等里面,只有"百谷",没有说"五谷"(《周礼》有)。从百谷到五谷,“五谷”也是中华医养自古特有的精选药膳主食组合(不是百姓日常,是贵族用的,后来概念演变为民间主食)。周人是农业之祖,名字就叫“稷”;周朝在全球第一次完成了农业革命,从此江山叫“社稷”,就是祭祀老祖宗稷的庙堂朝廷。《周礼·天官·疾医》非常明确:“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素问》《周礼·天官·疾医》中五谷按收获季节为:麻、麦、稷、稻、豆。就是现在的火麻仁、红色冬小麦、黄糜子、粳米稻、黄豆等很多豆类(菽者,众豆之总名)。可以看到五谷之色:麻色苍、麦红、糜稻黄、豆黑,显然是五色养五藏,侧重脾肾肝。这个组合适合最早的中原黄河流域贵族。随着华夏扩大版图,“五谷”组合的平民化,唐宋以后,水稻成为主食;到明代,豆和麻已退出,只作菜。明末,玉米、甘薯、马铃薯相继传入中国。

    稷(糜子)色黄。性味甘、平、微寒、无毒,是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之一,主治气虚乏力、等症。"入脾、胃、大肠、肺经"。

    粳米短而宽,粘性较强,适合熬粥,主要产于长江以北。《伤寒论》中常用来煎药熬粥的是粳米不是籼米。籼米修长,如泰国香米、丝苗米等,粘性较弱。除米粒淀粉外,胚芽和外膜中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纤维素等,废弃米糠及胚芽就不是《内经》《伤寒论》的“稻”了。

    菽者,众豆之总名。大豆曰菽,豆苗曰霍,小豆曰荅。菽水藜藿就是粗茶淡饭。藜是野菜,藿是豆苗。《诗经》 “中原有菽,小民采之。”后世中医误读的黑饭豆(黑小豆)原产美洲,我国在16世纪末才引种。难怪孔子要批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菽”中黄有"植物肉""豆中之王"之称,营养价值最丰富。高品质的蛋白质约40%,为其他粮食之冠。汉朝刘安就是拿黄豆炼丹药意外发明了豆腐,据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

    麻古称枲、苴,是“桑科大麻”。不是美国加拿大公开卖的荨麻目大麻科“毒品大麻”。中国 “桑科大麻”有八千多年的种植史,皮纤维用于织麻布,“布衣”就是“麻衣”。它的种子火麻仁 “其色苍”。古代选做药膳主食,《诗经》有“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火麻仁可榨成火麻油,被称为“长寿油”,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溶解于水的植物油料。火麻油是常见植物油中不饱和脂肪含量的最高者之一。其中α-亚麻酸(ALA)经过人体代谢,可以产生鱼油中最重要的两种成份EPA和DHA,是脑脂肪的主要成份。广西巴马 “天天吃火麻,活到九十八”。巴马的长寿品牌食品系列包括有“火麻豆腐”、“火麻苦菜汤”、“火麻粥”等。大麻仁含有较多的脂肪油,过多食用可引起恶心、呕吐,腹泻,四肢麻木,烦躁不安等,不是当饭吃的主食。

    《内经》《周礼》中,与“五谷”相组合的“肉”是“五畜”。《汉书·地理志》:"民有五畜,山多麋鹿。"《周易》中多次描述鹿,古代逐鹿中原,是因为鹿很多,是常见常用食材。“五畜”也是专门选出畜养的医养药膳组合,反而不含鹿。《素问》:"五畜为益。"这个组合目的是补益。《灵枢经·五味》说:"五畜:牛甘,犬酸,猪咸,羊苦,鸡辛。"实际上,在《周易》《周礼》中没有猪,只有“豕”。至少这一版《灵枢》不是同期原文。相对于“六畜”,“五畜”少了"马",马是拉战车的战略物资。现在中国最常吃的补肉,还是羊与鸡。羊肉能量最高(4倍与猪),最补气血;鸡汤仍是感冒必备(生产线鸡不接地气没有药效)。在《伤寒论》100多种药材中,动物只有12 味:水蛭、虻虫、龙骨、牡蛎、 文蛤、鲍鱼汁、蜂巢以及白蜜、鸡蛋、阿胶、人尿等(没有什么虎骨、鹿茸、驴鞭之类) 。猪有猪肤(皮)汤甘寒润燥;猪胆汁通导大便。

    后文会论述,中药的原理是天之气以及地与地表物接受的天之气(星际粒子),从动物吸收天之气很间接,所以不会选用只简单吃草或吃肉的动物肉。《伤寒论》选用的都是水中微生物聚集体(水蛭、虻虫、龙骨、牡蛎、 文蛤、鲍鱼汁);白蜜、鸡子黄、人尿(童子尿)都与生殖精华相关。猪很特别,既是智商最高的,也是基因与内脏与人最接近的。阿胶出东阿(山东),故名阿胶。此处为肝木风之气,主生发补肝血。取大型无毛长寿动物的皮(接受储存风气),古方所用多是牛皮,后世乃贵驴皮。为了便于提取吸收,《伤寒论》动物药炮制都很讲究,如粉碎、煎熬、醋解等。

    伤寒用药用方简易精一,大枣、生姜、干姜、芍药、枳实,桔皮、麻黄、杏仁、百合、葱白、猪苦胆、桂枝、茯苓、甘草、黄连、大黄、附子(在四川)等等,这些简单易得的药材,也都是最具代表性的药材,在伤寒113方组合中却最常用。

    《伤寒论》最常用的常见普通药材大约10种(大半是野菜或调料):

    第一味,祛风寒发汗:桂枝。有特异香气,味甜、微辛,皮部味较浓。性温味甘而缓,发汗之力较麻黄温和,外感风寒表症。

    第二味,敛阴止汗:白芍。气无,味微苦而酸。入肝、脾经。益女子血。妇科常用。

    第三味,升阳生津:葛根。“千年人参”,老少皆宜滋补。叶根可食,纤维织布。

    第四味,暖胃去寒:干姜。红糖姜水的常见作用散风寒防感冒。对妇女月经顺畅也有助。

    第五味,止呕化痰:半夏。麻芋果(贵州),无心菜、老鸦芋头(山东),地慈姑 (广西),野芋头 (江苏),麻芋子(四川)。块茎含浆液丰富,要清洗多次才用。

    第六味,去湿利水:茯苓。松下真菌,开水道利小便;开腠理生津液。茯苓酥法∶山之阳者甘美,山之阴者味苦。

    第七味,祛风开窍:细辛。根细而味极辛麻舌,故名细辛。又名细参。经蒸馏可得精油。细辛对肾脏轻微毒性。

    第八味,降痰泄火:黄芩。泻肺火、大肠火。凉血安胎,常与白术、竹茹配合保胎。

    第九味,泻火解毒:黄连。泻心火,除脾胃中湿热,用于目赤,口疮。大苦大寒,易伤脾胃、伤津。

    第十味,护肝利胆:栀子。栀子是秦汉以前应用最广的黄色染料。


    伤寒经方最主要的特点是药少力专,简单而直中要害。兵贵精贵专贵一,这就是兵法。中药中"回阳救逆第一品"的川附子,江南叫乌头,哪都有。“周虽旧帮,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君子用极,不是不择手段,而是在商周革命中,无论产业、科技、兵器、人才都选最好的、最有战斗力的,才能其命维新改朝换代。这其实就是《周易》“革”卦的内容与思想。在改造病人为“新民”的战场,张仲景治病如打仗,《伤寒论》在治病方面以攻为主。伤寒中最常用的攻击 弹“药”也大约10种(药力往往为最):

    第一味,破积发散:麻黄。发大汗,会提高血压。

    第二味,攻下降火:大黄。将军之号,至劲利骏快。

    第三味,攻坚清热:芒硝。硫酸盐矿物,破痞温中

    第四味,纯阳救逆:附子。回阳、 补火助阳,治大汗亡阳及一切沉寒痼冷之疾。有毒可制毒箭,强心抗休克。

    第五味,大寒清热:石膏。大寒如水,故名寒水石;类似抗生素

    第六味,大补滋阴:地黄。鲜地黄清热凉血;熟地黄补益。肾所主之病,非熟地黄不除。大补血虚不足,通血脉

    第七味,疏肝理气:柴胡。归肝、胆经,疏肝利胆、疏气解郁、散火

    第八味,散寒止痛:吴茱萸。苦味健胃剂和镇痛剂,又作驱蛔虫药。叶落井中,人饮其水, 无瘟疫。

    第九味,破血攻瘀:水蛭。水蛭素抗凝固、破瘀血

    第十味,攻痰逐饮:甘遂。大寒有毒。专于行水,攻决为用。破症坚积聚,利水谷道。泻水逐肿,治痰之本。


    张仲景不仅以《六韬》《孙子》的建军哲学把之前零乱的方药进行归纳精简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治病方略。他还把人体从内到外分为六层战场,也就是六经,把每一层易出现的病症归纳逐次由表入里分析讲解(注意:是按身体分系统,不是按头痛脚痛分病)。六经统病、遣方用药,分明是一位战场统帅。另外,和《孙子兵法》的整体论、系统论一样。《伤寒论》同样不会把防疫与治病寄托于一味药或自侍兵强马壮穷兵黩武。中医的祛病原则不是对抗病邪,而是给病邪以出路。节气+方药+针灸+情志的组合力量,来把病邪驱逐出人的系统内;病邪入里,仍然是用组合法驱逐+被迫药物杀敌。这和西方医学理论建立在某药杀某毒治某病完全不同。美国人无论如何科学计算,也算不出上甘岭会打成这样,更算不明白毛泽东,只是结果输了。人类的疾病除了外伤与菌类感染,几乎都是系统性的(菌类与中毒等也可视为外伤,不是内在系统性的)。《难经》中描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 狭义伤寒指“伤于寒”,与“中风”相对。风为阳邪伤人阴气,寒为阴邪伤人阳气。《伤寒论》的伤寒是广义的伤寒, “六经统病”是统御所有内科病。中医一开始就把外伤归类为“疾”;内伤归类为“病”。《内经》《伤寒》的对象是“病”。《内经》、《伤寒》的精髓也不在药,中医现代化的迷途是痴迷于药证以及元素分析,认为某某药、某种元素能治疗某某病。这种错误的认识起源于东晋炼丹术(实际也是炼药)的发展。到《本草纲目》成书时,以病分药,以药取性的逻辑已经脱离了中医哲学,更接近西医逻辑。西医逻辑最突出的成就确实就在“疾”而不在“病”。

    “是药三分毒”,中医从来没有说过中药无毒。《内经》《周礼》都直接分类定义为“毒药”;历代本草都有关于中药毒性的分析与制作、服用方法的提示。关木通含有马兜铃酸引起肾损害,炒作的很热烈。而实际上,“龙胆泻肝丸”原方是木通而不是关木通。木通是木通科;关木通是马兜铃科。二者均具有清热利尿、通经下乳的作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东北关木通才逐渐占领了市场。这反而证明了民国对中医的摧残,反而导致劣币驱良币。同时也证明中医的药理哲学是六气,而不是元素分析。从元素构成分析,胡萝卜与人参差不多,快速种植的人参与长白山野山参物理化学成分也一样,药效能一样吗?另外,只要能对症或者两害相权取其轻,人类也不会因为毒副作用而弃用西药。目前世界各国住院病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20%,其中的5%出现致残、致畸、致死等严重后果,住院死亡人数中有3.6%-25%是药源性致死。国内的药源致死特别是抗生素滥用更严重。但是没有抗生素与激素,目前确实无法对抗很多致命的疾病。


    中医逻辑转向药学的关键人物是葛玄与侄孙葛洪。他们生活的句容茅山是道教上清祖廷,后来陶弘景也在此修炼。“葛根”就取名于葛洪。三国著名道士葛玄,是道教灵宝派祖师。他本人移居江西葛皂山开创了道教药宗。他的侄孙葛洪(公元284~364年)不仅是道教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和张仲景一样出身世家,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仕晋迁邵陵太守。上马杀敌,下马炼丹;进山成仙,出世救人。葛洪本人镇压起义,靠军功封“伏波将军”,东晋开国,仍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葛洪也是官二代+兵家,然而葛洪却志在成仙。他主张修道应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香港的黄大仙据说就是他的弟子,救人无数。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意思是备在肘后的应急药书。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葛洪并没有离开道医哲学,但他本意为了便民的简易普及法,可能被误读开启了中医的庸俗化。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葛洪提示屠呦呦萃取出100%抗疟疾的青蒿素,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青蒿虽然广布世界,但除中国重庆东部、福建、广西、海南部分地区外,青蒿素含量都很低,无利用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重庆酉阳地区武睦山脉生长的青蒿素才具有工业提炼价值。这已经证明了中医的气与地的辩证理论。湿热疟或名湿疟、暑疟,感于湿热。,而以上地区恰是中国六气地理的湿热代表区域。自然也是阴阳辨证的,最热的海南出产最寒的苦丁茶,最北的崂山茶最不寒,中间的龙井、碧螺春最通用。湿热地区就生长了不一样的青蒿。葛洪本人不远万里云游云浮山正是为了配齐暑热药材炼丹。更有意思的是,青蒿素需要冷萃取,如果用古文表达就是:“渍,绞取汁”。葛洪没有用炼丹炉烧,也没用最常用的煎熬煲汤。

    唐代出了位“药王”孙思邈。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所以他的书叫《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千金方》是为方书之祖,是第一次以临床医学百科全书的方式表达“中医”。他是第一位系统地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整编为病+药两条线的人。关于,他第一次把脏腑学说改编为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法;将伤寒归为十二论,伤寒禁忌十五条。孙思邈比较彻底地转向了经验医学,他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汇编成《千金要方》。唐高宗时,孙思邈与政府合作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孙思邈个人成就斐然,然而他的彻底转向+官方推动,实际上是违背了《黄帝内经》的系统平衡哲学。后世中医就沿着分病分药,不断地扩充方药目录,往往自称学自《伤寒论》,却背离了张仲景的精兵简政。  张在《伤寒论》自序结尾总结: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

    如果后人把《六韬》《孙子兵法》,也按两条线堆砌案例。一是各种战场局面(各种病);一是各种行军布阵组合(方药),必然也会形成病无数、方药无数的《千金兵法》,这仗还怎么打?西方科学逻辑并没有错,难处是要把1000多种糖尿病都分析出来,再与无数病人排列组合,需要多少药才能“精准医疗”?

    唐宋以后,当中医只顾实用,丢了自己最大的哲学亮点,“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实际是“离经叛道”的时候,实际上是倒退回经验医学以致巫术。自然后辈因为不能理清逻辑,而被质疑。庸俗化后的中医,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医医理看不懂、说不清;药理分析杂乱远不如西药清晰有逻辑。中医的历史是原地踏步的,梁启超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逾病之理由喻人。”目前的中医更是机械地搞中西医结合,把中药当农业种植、中药中加抗生素、诊断标准与病症命名分类全盘西化,投降西医。

    《黄帝内经》中的“著至教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征四失论”等多篇,都是以黄帝与雷公讨论。可以看出,雷公既是黄帝的臣子,也是学生。以上四论看似玄玄,其实都是黄帝在教导雷公。雷公精于针灸与制药。黄帝在四论中翻来覆去,就讲一个道理:一个好的中医,首先要搞清楚天地人哲学,不要因为精于药与针头就自鸣得意。黄帝对医生的要求简单归纳就是先学明白《易经》。这一点和《伤寒论》自序结尾要旨也是完全一致的。

    举个例子。“六经”这个概念历来所有自称学自《伤寒》的中医大家都没讲清楚。《黄帝内经》中岐伯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此之谓也。”“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阴阳六经体系的理论依据其实就是群经之首的《易经》体系。“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六经辩证是六爻变化规律在医学战场的应用。六爻之“象”基于三极之“理”(天地人三螺旋)。六爻是阴、阳符号的排列组合,是在三爻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卦变的规律,从初爻至上爻,至六为变,超过六则从“量变”跃升为“质变”,即进入另一个变化的周期了,在卦象上也有比较大的转折和变化。古人总结,宇宙间的事情没有超过六个阶段的,大道无形却亘古未变。六阴六阳病的概念与命名,就像阴阳的概念,是形而上学的命名,医学的三极之“理”是基因、环境、人体的三螺旋。天地的“环境”就是五运六气,人也受天之六气、地之六气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六气特点的生命结构。伤寒论把人身按表里从内到外划分为六道防线。内阴外阳,三阴三阳。

    《素问天元纪大论篇》记载:

    鬼臾区曰:昭乎哉问?明乎哉道!如鼓之应桴,响之应声也。臣闻之,甲乙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


    帝曰:其于三阴三阳合之奈何?


    鬼臾区曰: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戊之岁,上见太阳;已亥之岁,上见厥阴。少阴所谓标也,厥阴所谓终也。


    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所谓本也,是谓六元。


    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论!请着之玉版、藏之金匮,署曰天元纪。


    张仲景和葛洪都悟透了《易》与《内经》,都是在做通俗版。区别是张更接近儒家对《易》的阐述,重道而轻术,入世主仁政;葛洪走道家路线,个人悟道修仙,对大众是低若干层级的药针科普、治病活命。《伤寒论》是《孙子兵法》,运用之妙、纯乎一心;葛洪、孙思邈是《三十六计》,死记硬背、照方抓药。后世学者,只有阿尔发狗级别的数据能力才能领悟回到葛洪。

    自从《黄帝内经》形成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动摇这一严密、精深的理论体系,中医的任何实践都置于理论的指导之下。这个体系相当完整、深邃,经络学、运气学、藏象学、阴阳五行学、精气神等等,让人感觉如山如坟。中药和中医治疗方法,却又出奇地简单朴素,使人误以为用不着高深的文化修养,靠几句口诀、几本药方就可以当医生了。简单朴素的中药必须按照《内经》《伤寒》的理论指引灵活运用,才能称之为“中药”,否则就是蒙古大夫的蒙药、藏药了。自然药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其它民族也有,本无中西之分,就看以什么样的“道”来指引运用。同样经验医学完全可能有效,然而为何有效,“所以然”不能玄玄乎乎或者含含糊糊。那和其他民族早期的巫医有何根本不同,只是案例库多寡而已。如果中医学堕落成为经验医学,无论多么丰富多彩,被吸收进科学体系并被科学淘汰升级本身就是必然。中西医的结合一定是经验性中医被西医科学体系吸收消灭。中医的复兴只能回归《易经》《黄帝内经》《孙子兵法》《伤寒论》的高超哲学传统。

    钱学森晚年十分关注中医药的发展,他认为: 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而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毛主席说,中医与《红楼梦》、麻将是中华对世界的三大贡献。他没有说是四大发明的技术,而且这三者看似风马牛,如果论文学价值《红楼梦》就超过李白苏轼?中医与麻将,恰恰都是系统论三螺旋在生命与游戏博弈的表现,都是《易》之“道”的一枝;而《红楼梦》真正的意图不是文学而是回归“姬子”再炼中华之道。我想,这才是毛主席的本义。

    附文:张仲景《伤寒论》原序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

    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